中国寓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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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寓言的历史更为悠久，初具雏形的时期，是在三千多年前，比伊索寓言产生的时代早五百多年。我国古代寓言是在一般譬喻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经过了一个由文辞简约趋于富赡、由哲理浅显趋于深刻、由缺乏人物情节而趋于故事完整的演变过程。在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集《尚书》中，已明显地出现了一些形象的譬喻。如盘庚迁殷时教训臣民的话:“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途，其犹可扑灭乎？”用火势来比喻大势所趋、不可违抗。后来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为精确表达思想内容和哲理而将譬喻升华提高，进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
　　我国古代寓言在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寓言本身的发展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分为五个阶段。
　　（一）先秦寓言。先秦是我国古代寓言产生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中战国时代是寓言创作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寓言作品集中在诸子散文里，为阐述不同流派的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可称为“哲理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孟子》），“庖丁解牛”、“涸辙之鱼”（《庄子》），“滥竽充数”、“郑人买履”（《韩非子》），“刻舟求剑”（《吕氏春秋》），“愚公移山”、“杞人忧天”（《列子》），“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战国策》）等等，内容生动，寓意深刻。
　　（二）两汉寓言。两汉寓言的题材和手法大多因袭先秦，其主旨是为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汉王朝寻求长治久安之道，即希望通过寓言来宣传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人们以劝戒，可称为“劝戒寓言”。如《说苑》、《新序》和《淮南子）》中的“螳螂捕蝉”、“叶公好龙”、“塞翁失马”等，还有“对牛弹琴”、“杯弓蛇影”都是脍炙人口之作。
　　（三）魏晋南北朝寓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哲学上、文学上、艺术上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其寓言的创作也是一样。
　　（四）唐宋寓言。这是我国古代寓言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时期。其特点是寓言的讽刺性加强而哲理性减弱，可称之为“讽刺寓言”。寓言独立拟定篇名（如《三戒》）、独立编集（如《艾子杂说》）也开始于这个时期。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创作过寓言。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黔之驴》、《临江之靡》和《永某氏之鼠》，欧阳修的《钟莛说》、《卖油翁》，苏轼的《日喻》、《小儿不畏虎》等等。这一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在佛经翻译中，引进了国外部分寓言。
　　（五）元明清寓言。元末明初及明中叶以后，曾掀起两次寓言创作高潮。其特点是冷嘲热讽的笑话成分增多，其中很多寓言可称之为“诙谐寓言”。此时期出现了有卓越成就的寓言作家刘基、宋廉、刘元卿等，出现了寓言专著《郁离子》（刘基著）等。
　　我国寓言的产生与发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1）在题材上我国古代寓言以人物故事为主，古希腊寓言和继承它的西欧寓言则以动物故事为主。究其原因，中国以农立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较早脱离畜牧业，附着在土地上从事有规律的平凡的农业劳动，便造成了不耽幻想的比较现实的早熟的民族心理；寓言在人们脱离畜牧业已经几百年的战国时代才出现繁荣局面，而使之趋于成熟繁荣的士大夫把动物能说话视为荒诞不经、幼稚可笑，因此，动物故事便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而且中华民族自古重史，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专门史官史书，这种重史的情况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人事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寓言创作上便是大量使用人物和历史故事。（2）在思想上，古希腊寓言寄托在奴隶伊索名下，面向现实，具有世俗性质。我国古代寓言产生于哲学家文人的书斋，具有很重的政治伦理色彩。在其发展中又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重理性，重现实，积极用世，同时提倡“中庸”，反对极端，主张调和矛盾。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讽刺现实或宣扬宗教的寓言便没有立足之地，为政治服务便成了我国古代寓言的一个基本倾向。（3）在体式上，古希腊与西欧寓言以韵文为主，我国古代寓言以散文为主，这是受我国诗文分工的传统影响。早在先秦时代诗文便有所分工，各有侧重。散文侧重议论、叙事，寓言则是叙事和议论相结合的作品，寓言又是伴随着诸子散文产生和繁荣起来的，这便决定了我国古代寓言以散文为主要形式这一特色。